此外还有李宗盛和齐秦的东西。一次我在地铁站里看见一个卖艺的家伙在唱《外面的世界》,不由激动地给了他十块钱,此时我的口袋里还剩下两块钱,到后来我看见那家伙面前的钞票越来越多,不一会儿就超过了我一个月的所得,马上上去拿回十块钱,叫了部车回去。
或者说当遭受种种暗算,我始终不曾想过要靠在老师或者上司的大腿上寻求温暖,只是需要一个漂亮如我想象的姑娘,一部车子的后座。这样的想法十分消极,因为据说人在这样的情况下要奋勇前进,然而问题关键是当此人不想前进的时候,是否可以让他安静。
还有一类是最近参加湖南卫视一个叫《新青年》谈话节目的事后出现的。当时这个节目的导演打电话给我说她被一个嘉宾放鸽子了,要我救场。我在确定了是一个专访,没有观众没有嘉宾没有其他之类的人物以后欣然决定帮忙,不料也被放了鸽子。现场不仅嘉宾甚众,而且后来还出现了一个研究什么文史哲的老,开口闭口意识形态,并且满口国外学者名字,废话巨多,并且一旦纠住对方有什么表达上的不妥就不放,还一副洋洋得意的模样,并声称自己的精神世界就是某某人的哲学思想撑起来的。你说一个人的独立的精神,如果是就靠几本书撑着,那是多大一个废物啊,我觉得如果说是靠某个姑娘撑起来的都显得比几本书撑起来的更有出息一点。
我在上海看见过一辆跑车,我围着这红色的车转很多圈,并且仔细观察。这个时候车主出现自豪中带着鄙夷地说:干什么哪?
有一段时间我坐在教室或者图书室或者走在路上,可以感觉到一种强烈的夏天气息。这样的感觉从我高一的时候开始,当年军训,天气奇热,大家都对此时军训提出异议,但是学校认为这是对学生的一种意志力的考验。我所不明白的是以后我们有三年的时间任学校摧残,为何领导们都急于现在就要看到我们百般痛苦的样子。
那个时候我们都希望可以天降奇雨,可惜发现每年军训都是阳光灿烂,可能是负责此事的人和气象台有很深来往,知道什么时候可以连续十天出太阳,而且一天比一天高温。
而且这样的节目对人歧视有加,若是嘉宾是金庸巩利这样的人,一定安排在一流的酒店,全程机票头等仓;倘若是农民之类,电视台恨不得这些人能够在他们的办公室里席地而睡,火车票只能报坐的不报睡的。吃饭的时候客饭里有块肉已经属于很慷慨的了,最为可恶的是此时他们会上前说:我们都是吃客饭的,哪怕金庸来了也只能提供这个。这是台里的规矩。
其实离开上海对我并没有什么特殊的意义,只是有一天我在淮海路上行走,突然发现,原来这个淮海路不是属于我的而是属于大家的。于是离开上海的愿望越发强烈。这很奇怪。可能属于一种心理变态。
不幸的是,开车的人发现了这辆摩托车的存在,一个急刹停在路上。那家伙大难不死,调头回来指着司机骂:你他妈会不会开车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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