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年三十忆娘亲之二(李跃)

大年三十忆娘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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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天而降的厄运,一下子把我年轻的父亲打蒙了。当他和母亲为了逃生而悄悄回到生养自己的老家时,亲人和村里的乡党,投来的并不是同情反而是不解甚至鄙夷的目光。
农历三月,谷雨过后两天,母亲生了我这个生不逢时的孩子。母亲生我时难产,但迫于生计,为了多挣工分,没过几天就硬撑着下地劳动,并过早地动了凉水,结果落下一个病身子,又无钱医治,后来常常这儿那儿疼痛,有时疼得汗珠滚落,无力说话,甚至疼得在炕上打滚。
1963年和1965年,我妹和我弟先后出生,家里的负担更重了。 那些年,父亲在外村教书,只有周末才回来。母亲既要在生产队干活,又要照顾我们全家人的生活起居,其劳碌辛苦可想而知。令人费解的是,尽管父母常年起早贪黑地劳作,累死累活,一年到头决分时,还是欠生产队的钱,连起码的温饱都不能解决。
在整个60年代,直到70年代末,我们一家人始终过着饥寒交迫的生活。毫不夸张地说,除了过年过节之外,几乎没吃过饱饭。 在生产队里,我家没有强劳力,被认为是受养活的人。同时,在那个年代,有知识的人被称为臭老九,处于社会最底层,自然常常受到嘲弄和欺侮。每当生产队分粮的时候,我家这种欠钱户,必定受到队长粗暴的责骂。
记得有一次生产队分麦子,我妈拉扯着我们,夹着口袋,来到碾麦场。队长刘冷娃左手插腰,右手指指点点,对着会计和几个社员厉声喝斥。我们象犯人一样战战兢兢,低着头,不敢正眼看人。一堆一堆称好了的麦子倒在麦场上,上面有字条,写着家长的名字。我们找到了自己那一堆大约有一斗半的下风麦,刚要蹲下装袋,一只脚从空飞来,踢开了我的手。刘冷娃凶狠地瞪着我们,指着我妈,劈头盖脸一顿训斥:慢着!分粮跑得欢,干活不见人!焦玉兰,你有脸来分粮?先把欠款交了,再装粮食!队里养你们一家,还不如养几头猪! 我搓着疼痛的手,透过泪眼看我妈。我可怜的读书人母亲,拉起我的手,强忍着眼泪说,儿啊,咱回家!母亲拉着我们,头也不回地走在回家的路上。夏天的热风,吹拂着她额头的刘海,吹拂着她白底蓝花的洋布大襟上衣的衣角,吹散她脸上簌簌滚落的泪珠……
图片均来源于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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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巴巴看着孩子们因为贫穷而挨饥受冻,上学交不起学费,父母心急如焚。母亲常对父亲说,只要俺娃能少受可怜,少看人白眼,我就是累死也心甘情愿!
母亲白天参加生产队的劳动,晚上还加班加点,偷偷地做一些灯笼或花圈,躲开村干部,拿到附近的集市去卖……在那个阶级斗争为纲的时代,贫苦百姓用自己的辛劳换两个零钱,都是不合法的,专政者随时都会"割资本主义尾巴"。
母亲坐在炕脚地一个小木凳上,凭借煤油灯并不明亮的光线,按顺序摆好一捆细竹棍,一捆芦苇,一撮细扎丝,一碗打好的浆糊,一把剪刀,一把细麻绳,还有白细纸,皱纹纸,各种颜色的电光纸?然后,手脚麻利地折纸、裁剪、粘贴、拴梆,神情专注。后半夜,一个个成品或半成品就包围了她:莲花灯,菊花灯,金鱼灯…其形态自然生动,色彩逼真艳丽。我们偶尔也会帮忙打下手,但很快就累了,睡着了。
一觉醒来,天已大亮,而母亲则又熬过一个通宵。她依然神情专注,只是眼睛有些红肿。她会从小凳上费力地站起来,揉揉眼睛,捶捶腿,伸几个懒腰。被政治运动整怕了的父亲,有时在家里偷偷帮她打架子,但从不出面到集上去卖。
那天,母亲带着我们,从后门悄悄走出,溜上村东南的河堰,向十五里外的秦镇进发。母亲举着一个花圈,我扛着一根掀把长的竹竿,上面拴着各式各样、色彩缤纷的灯笼,大约有八九个。我妹也拿一短竿,挑着五六个灯笼。我弟还小,空人跟着我们一起走,兴奋地跑前跑后。
风和日丽。初春的阳光融化了沣河的浮冰,河水翻滚着银浪,欢快地向北流去。远处,秦岭逶迤的峰峦在云雾中若隐若现。我在心里盘算着:一个花圈能卖一块三毛钱,一个灯笼能卖一毛五分钱,如果今天全部卖完的话,今年的学费就不用发愁了?
走过文王当年的灵台不久,起风了。天空随着刮风而变得阴沉,雨点也淅淅沥沥洒落下来。糟糕!这些灯笼和花圈一旦风吹雨淋,母亲半个月点灯熬油的劳动成果,将会毁于一旦。
我们开始小跑。前面,沣河堰下,有一处房舍,似乎是一个废弃的小庙,可以躲风避雨。母亲本来浑身是病,腿脚不太灵便,从河堰上往下跑的时候,左手举着花圈,脚下一滑,右手没有抓住半坡的杨树,咚地一声摔倒在地,一路滑落下来。母亲浑身是泥,衣裤也被堰上的荆棘划破了几道口子,血渗了出来,看着此情此景我的心好痛。母亲皱着眉头,咬紧牙关,努力了好几次,想站起来,都失败了。显然她摔得很重。我们赶紧把她扶起。这时我才发现,母亲左手举着的花圈,只是个别地方有些泥湿,基本上完好无损。风雨之中,她始终高举着那个花圈。
小庙锁着门,我们蜷缩在狭窄的屋檐下避雨,雨点还是随风斜射下来。母亲脱了外衣,用双臂撑开,遮盖在花圈顶上。母亲只穿一件夹衣的孱弱的身子,在房檐下瑟瑟发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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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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