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北京以后我打算就地找工作,但这个想法很快又就地放弃。
不像文学,只是一个非常自恋的人去满足一些有自恋倾向的人罢了。
其实离开上海对我并没有什么特殊的意义,只是有一天我在淮海路上行走,突然发现,原来这个淮海路不是属于我的而是属于大家的。于是离开上海的愿望越发强烈。这很奇怪。可能属于一种心理变态。
我们上车以后上了逸仙路高架,我故意急加速了几个,下车以后此人说:快是快了很多,可是人家以为你仍旧开原来那车啊,等于没换一样。这样显得你多寒酸啊。
至于老夏以后如何一跃成为作家而且还是一个乡土作家,我始终无法知道。
第三个是善于在传中的时候踢在对方腿上。在中国队经过了边路进攻和小范围配合以后,终于有一个幸运儿能捞着球带到了对方接近底线的部位,而且居然能把球控制住了没出底线,这个时候对方就扑了上来,我方就善于博得角球,一般是倒地一大脚传球,连摄像机镜头都挪到球门那了,就是看不见球,大家纳闷半天原来打对方脚上了,于是中国人心里就很痛快,没事,还有角球呢。当然如果有传中技术比较好的球员,一般就不会往对方脚上踢了,往往是踢在人家大腿或者更高的地方,意思是我这个球传出来就是个好球。
那老家伙估计已经阳痿数年,一听此话,顿时摇头大叫朽木不可雕也然后要退场。退场的时候此人故意动作缓慢,以为下面所有的人都会竭力挽留,然后斥责老枪,不料制片上来扶住他说:您慢走。
中国几千年来一直故意将教师的地位拔高,终于拔到今天这个完全不正确的位置。并且称做阳光下最光辉的职业。其实说穿了,教师只是一种职业,是养家口的一个途径,和出租车司机,清洁工没有本质的区别。如果全天下的教师一个月就拿两百块钱,那倒是可以考虑叫阳光下最光辉的职业。关键是,教师是一个极其简单的循环性工作,只要教材不改,永远就是两三年一个轮回,说来说去一样的东西,连活跃气氛用的三流笑话都一样。这点你只要留级一次,恰好又碰到一样的老师就知道了。甚至连试卷都可以通用,只要前几届考过的小子嘴紧,数理化英历地的试卷是能用一辈子的,还有寒暑假,而且除了打钩以外没有什么体力活了,况且每节课都得站着完全不能成为工作辛苦的理由,就像出租车司机一定不觉得坐着是一种幸福一样。教师有愧于阳光下最光辉的职业的原因关键在于他们除了去食堂打饭外很少暴露于阳光下。
第一次去北京是因为《三重门》这本书的一些出版前的事宜,此时觉得北京什么都不好,风沙满天,建筑土气,如果不说这是北京还没准给谁西部大开发掉了。我觉得当时住的是中国作家协会的一个宾馆,居然超过十一点钟要关门,幸好北京的景色也留不住我逛到半夜,所以早早躲在里面看电视,看了一个礼拜电视回去了,觉得上海什么都好,至少不会一个饺子比馒头还大。
我在上海和北京之间来来去去无数次,有一次从北京回上海是为了去看全国汽车拉力赛的上海站的比赛,不过比赛都是上午**点开始的,所以我在床上艰苦地思考了两天要不要起床以后决定还是睡觉好,因为拉力赛年年有。于是睡了两天又回北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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