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段时间每隔两天的半夜我都要去一个理发店洗头,之前我决定洗遍附近每一家店,两个多月后我发现给我洗头的小姐都非常小心翼翼安于本分,后来终于知道原来因为我每次换一家洗头店,所以圈内盛传我是市公安局派来监督的。于是我改变战略,专门到一家店里洗头,而且专门只找同一个小姐,终于消除了影响。
然后我终于从一个圈里的人那儿打听到一凡换了个电话,马上照人说的打过去,果然是一凡接的,他惊奇地问:你怎么知道这个电话?
如果在内地,这个问题的回答会超过一千字,那些连自己的车的驱动方式都不知道的记者编辑肯定会分车的驱动方式和油门深浅的控制和车身重量转移等等回答到自己都忘记了问题是什么。
中国几千年来一直故意将教师的地位拔高,终于拔到今天这个完全不正确的位置。并且称做阳光下最光辉的职业。其实说穿了,教师只是一种职业,是养家口的一个途径,和出租车司机,清洁工没有本质的区别。如果全天下的教师一个月就拿两百块钱,那倒是可以考虑叫阳光下最光辉的职业。关键是,教师是一个极其简单的循环性工作,只要教材不改,永远就是两三年一个轮回,说来说去一样的东西,连活跃气氛用的三流笑话都一样。这点你只要留级一次,恰好又碰到一样的老师就知道了。甚至连试卷都可以通用,只要前几届考过的小子嘴紧,数理化英历地的试卷是能用一辈子的,还有寒暑假,而且除了打钩以外没有什么体力活了,况且每节课都得站着完全不能成为工作辛苦的理由,就像出租车司机一定不觉得坐着是一种幸福一样。教师有愧于阳光下最光辉的职业的原因关键在于他们除了去食堂打饭外很少暴露于阳光下。
过完整个春天,我发现每天起床以后的生活就是吃早饭,然后在九点吃点心,十一点吃中饭,下午两点喝下午茶,四点吃点心,六点吃晚饭,九点吃夜宵,接着睡觉。
我在北京时候的一天晚上,接到一个电话,是一个外地的读者,说看了我的新书,觉得很退步,我说其实是我进步太多,小说就是生活,我在学校外面过了三年的生活,而你们的变化可能仅仅是从高一变成了高三,偶像从张信哲变成了F4而已,所以根本不在一个欣赏的层次上。我总不能每本书都上学啊几班啊的,我写东西只能考虑到我的兴趣而不能考虑到你们的兴趣。这是一种风格。
以后我每次听到有人说外国人看不起中国人的时候,我总是不会感到义愤填膺,因为这世界上不会有莫名其妙的看不起,外国人不会因为中国人穷而看不起,因为穷的人都留在中国了,能出国会穷到什么地方去?
还有一类是最近参加湖南卫视一个叫《新青年》谈话节目的事后出现的。当时这个节目的导演打电话给我说她被一个嘉宾放鸽子了,要我救场。我在确定了是一个专访,没有观众没有嘉宾没有其他之类的人物以后欣然决定帮忙,不料也被放了鸽子。现场不仅嘉宾甚众,而且后来还出现了一个研究什么文史哲的老,开口闭口意识形态,并且满口国外学者名字,废话巨多,并且一旦纠住对方有什么表达上的不妥就不放,还一副洋洋得意的模样,并声称自己的精神世界就是某某人的哲学思想撑起来的。你说一个人的独立的精神,如果是就靠几本书撑着,那是多大一个废物啊,我觉得如果说是靠某个姑娘撑起来的都显得比几本书撑起来的更有出息一点。
于是我的工人帮他上上下下洗干净了车,那家伙估计只看了招牌上前来改车,免费洗车的后半部分,一分钱没留下,一脚油门消失不见。
所以我现在只看香港台湾的汽车杂志。但是发展之下也有问题,因为在香港经常可以看见诸如甩尾违法不违法这样的问题,甚至还在香港《人车志》上看见一个水平高到内地读者都无法问出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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