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去北京是因为《三重门》这本书的一些出版前的事宜,此时觉得北京什么都不好,风沙满天,建筑土气,如果不说这是北京还没准给谁西部大开发掉了。我觉得当时住的是中国作家协会的一个宾馆,居然超过十一点钟要关门,幸好北京的景色也留不住我逛到半夜,所以早早躲在里面看电视,看了一个礼拜电视回去了,觉得上海什么都好,至少不会一个饺子比馒头还大。
我说:不,比原来那个快多了,你看这钢圈,这轮胎,比原来的大多了,你进去试试。
黄昏时候我洗好澡,从寝室走到教室,然后周围陌生的同学个个一脸虚伪向你问三问四,并且大家装作很礼尚往来品德高尚的样子,此时向他们借钱,保证掏得比路上碰上抢钱的还快。
在这方面还是香港的编辑显得简洁专业,并且一句话就把这个问题彻底解决了。香港的答案是:开得离沟远一点。-
这些事情终于引起学校注意,经过一个礼拜的调查,将正卧床不起的老夏开除。
我的朋友们都说,在新西兰你说你是中国人人家会对你的态度不好。不幸的是,中国人对中国人的态度也不见得好到什么地方去。而我怀疑在那里中国人看不起的也是中国人,因为新西兰中国人太多了,没什么本事的,家里有点钱但又没有很多钱的,想先出国混张文凭的,想找个外国人嫁了的,大部分都送到新西兰去了。所以那里的中国人素质不见得高。从他们开的车的款式就可以看出来。
当天阿超给了老夏一千块钱的见面礼,并且在晚上八点的时候,老夏准时到了阿超约的地方,那时候那里已经停了十来部跑车,老夏开车过去的时候,一帮人忙围住了老夏的车,仔细端详以后骂道:屁,什么都没改就想赢钱。
还有一类是最近参加湖南卫视一个叫《新青年》谈话节目的事后出现的。当时这个节目的导演打电话给我说她被一个嘉宾放鸽子了,要我救场。我在确定了是一个专访,没有观众没有嘉宾没有其他之类的人物以后欣然决定帮忙,不料也被放了鸽子。现场不仅嘉宾甚众,而且后来还出现了一个研究什么文史哲的老,开口闭口意识形态,并且满口国外学者名字,废话巨多,并且一旦纠住对方有什么表达上的不妥就不放,还一副洋洋得意的模样,并声称自己的精神世界就是某某人的哲学思想撑起来的。你说一个人的独立的精神,如果是就靠几本书撑着,那是多大一个废物啊,我觉得如果说是靠某个姑娘撑起来的都显得比几本书撑起来的更有出息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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