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教育是比较失败的教育。而且我不觉得这样的失败可以归结在人口太多的原因上,这就完全是推卸,不知道俄罗斯的经济衰退是不是人口太少的责任,或者美国的9·11事件的发生是否归罪于美国人口不多不少。中国这样的教育,别说一对夫妻只能生一个了,哪怕一个区只能生一个,我想依然是失败的。
到今年我发现转眼已经四年过去,而在序言里我也没有什么好说的,因为要说的都在正文里,只是四年来不管至今还是喜欢我的,或者痛恨我的,我觉得都很不容易。四年的执著是很大的执著,尤其是痛恨一个人四年我觉得比喜欢一个人四年更加厉害。喜欢只是一种惯性,痛恨却需要不断地鞭策自己才行。无论怎么样,我都谢谢大家能够与我一起安静或者飞驰。
第一次去北京是因为《三重门》这本书的一些出版前的事宜,此时觉得北京什么都不好,风沙满天,建筑土气,如果不说这是北京还没准给谁西部大开发掉了。我觉得当时住的是中国作家协会的一个宾馆,居然超过十一点钟要关门,幸好北京的景色也留不住我逛到半夜,所以早早躲在里面看电视,看了一个礼拜电视回去了,觉得上海什么都好,至少不会一个饺子比馒头还大。
然后我终于从一个圈里的人那儿打听到一凡换了个电话,马上照人说的打过去,果然是一凡接的,他惊奇地问:你怎么知道这个电话?
我说:这车是我朋友的,现在是我的,我扔的时候心情有些问题,现在都让你骑两天了,可以还我了。
第一是善于联防。这时候中国国家队马上变成一只联防队,但是对方一帮子人在一起四面八方冲呢,防谁呢?大家商量一阵后觉得中国人拧在一起才能有力量,不能分散了,就防你这个脚下有球的家伙。于是四个以上的防守球员一起向那个人冲过去。那哥儿们一看这么壮观就惊了,马上瞎捅一脚保命,但是一般随便一捅就是一个单刀球来,然后只听中国的解说员在那儿叫:妙传啊,就看江津了。于是好像场上其他十名球员都听到了这句话,都直勾勾看着江津
黄昏时候我洗好澡,从寝室走到教室,然后周围陌生的同学个个一脸虚伪向你问三问四,并且大家装作很礼尚往来品德高尚的样子,此时向他们借钱,保证掏得比路上碰上抢钱的还快。
然后那老家伙说:这怎么可能成功啊,你们连经验都没有,怎么写得好啊?
我上海住的地方到我父母这里经过一条国道,这条国道常年大修,每次修路一般都要死掉几个人。但是这条路却从来不见平整过。这里不是批评修路的人,他们非常勤奋,每次看见他们总是忙得大汗淋漓。就是不知道他们在忙什么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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