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一类是最近参加湖南卫视一个叫《新青年》谈话节目的事后出现的。当时这个节目的导演打电话给我说她被一个嘉宾放鸽子了,要我救场。我在确定了是一个专访,没有观众没有嘉宾没有其他之类的人物以后欣然决定帮忙,不料也被放了鸽子。现场不仅嘉宾甚众,而且后来还出现了一个研究什么文史哲的老,开口闭口意识形态,并且满口国外学者名字,废话巨多,并且一旦纠住对方有什么表达上的不妥就不放,还一副洋洋得意的模样,并声称自己的精神世界就是某某人的哲学思想撑起来的。你说一个人的独立的精神,如果是就靠几本书撑着,那是多大一个废物啊,我觉得如果说是靠某个姑娘撑起来的都显得比几本书撑起来的更有出息一点。
我说:这车是我朋友的,现在是我的,我扔的时候心情有些问题,现在都让你骑两天了,可以还我了。
可能这样的女孩子几天以后便会跟其他人跑路,但是这如同车祸一般,不想发生却难以避免。
第一次去北京是因为《三重门》这本书的一些出版前的事宜,此时觉得北京什么都不好,风沙满天,建筑土气,如果不说这是北京还没准给谁西部大开发掉了。我觉得当时住的是中国作家协会的一个宾馆,居然超过十一点钟要关门,幸好北京的景色也留不住我逛到半夜,所以早早躲在里面看电视,看了一个礼拜电视回去了,觉得上海什么都好,至少不会一个饺子比馒头还大。
反观上海,路是平很多,但是一旦修起路来让人诧异不已。上海虽然一向宣称效率高,但是我见过一座桥修了半年的,而且让人不能理解的是这座桥之小——小到造这个桥只花了两个月。
电视剧搞到一半,制片突然觉得没意思,可能这个东西出来会赔本,于是叫来一帮专家开了一个研讨会,会上专家扭捏作态自以为是废话连篇,大多都以为自己是这个领域里的权威,说起话来都一定是如何如何,并且搬出以前事例说明他说话很有预见性,这样的人去公园门口算命应当会更有前途。还有一些老家伙骨子里还是抗战时的东西,却要装出一副思想新锐的模样,并且反复强调说时代已经进入了二十一世纪,仿佛我们都不知道这一点似的,这样的老家伙口口声声说什么都要交给年轻人处理,其实巴不得所有的酒吧舞厅都改成敬老院。-
一凡说:别,我今天晚上回北京,明天一起吃个中饭吧。
然后我推车前行,并且越推越悲愤,最后把车扔在地上,对围观的人说:这车我不要了,你们谁要谁拿去。
然后我终于从一个圈里的人那儿打听到一凡换了个电话,马上照人说的打过去,果然是一凡接的,他惊奇地问:你怎么知道这个电话?
当时老夏和我的面容是很可怕的,脸被冷风吹得十分粗糙,大家头发翘了至少有一分米,最关键的是我们两人还热泪盈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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