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上海看见过一辆跑车,我围着这红色的车转很多圈,并且仔细观察。这个时候车主出现自豪中带着鄙夷地说:干什么哪?
中国几千年来一直故意将教师的地位拔高,终于拔到今天这个完全不正确的位置。并且称做阳光下最光辉的职业。其实说穿了,教师只是一种职业,是养家口的一个途径,和出租车司机,清洁工没有本质的区别。如果全天下的教师一个月就拿两百块钱,那倒是可以考虑叫阳光下最光辉的职业。关键是,教师是一个极其简单的循环性工作,只要教材不改,永远就是两三年一个轮回,说来说去一样的东西,连活跃气氛用的三流笑话都一样。这点你只要留级一次,恰好又碰到一样的老师就知道了。甚至连试卷都可以通用,只要前几届考过的小子嘴紧,数理化英历地的试卷是能用一辈子的,还有寒暑假,而且除了打钩以外没有什么体力活了,况且每节课都得站着完全不能成为工作辛苦的理由,就像出租车司机一定不觉得坐着是一种幸福一样。教师有愧于阳光下最光辉的职业的原因关键在于他们除了去食堂打饭外很少暴露于阳光下。
或者说当遭受种种暗算,我始终不曾想过要靠在老师或者上司的大腿上寻求温暖,只是需要一个漂亮如我想象的姑娘,一部车子的后座。这样的想法十分消极,因为据说人在这样的情况下要奋勇前进,然而问题关键是当此人不想前进的时候,是否可以让他安静。
然后是老枪,此人在有钱以后回到原来的地方,等候那个初二的女孩子,并且想以星探的名义将她骗入囊中,不幸的是老枪等了一个礼拜那女孩始终没有出现,最后才终于想明白原来以前是初二,现在已经初三毕业了。
第一次去北京是因为《三重门》这本书的一些出版前的事宜,此时觉得北京什么都不好,风沙满天,建筑土气,如果不说这是北京还没准给谁西部大开发掉了。我觉得当时住的是中国作家协会的一个宾馆,居然超过十一点钟要关门,幸好北京的景色也留不住我逛到半夜,所以早早躲在里面看电视,看了一个礼拜电视回去了,觉得上海什么都好,至少不会一个饺子比馒头还大。
我们上车以后上了逸仙路高架,我故意急加速了几个,下车以后此人说:快是快了很多,可是人家以为你仍旧开原来那车啊,等于没换一样。这样显得你多寒酸啊。
比如说你问姑娘冷不冷然后姑娘点头的时候,你脱下她的衣服披在自己身上,然后说:我也很冷。
其实离开上海对我并没有什么特殊的意义,只是有一天我在淮海路上行走,突然发现,原来这个淮海路不是属于我的而是属于大家的。于是离开上海的愿望越发强烈。这很奇怪。可能属于一种心理变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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