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我对这样的泡妞方式不屑一顾,觉得这些都是八十年代的东西,一切都要标新立异,不能在你做出一个举动以后让对方猜到你的下一个动作。
第一次去北京是因为《三重门》这本书的一些出版前的事宜,此时觉得北京什么都不好,风沙满天,建筑土气,如果不说这是北京还没准给谁西部大开发掉了。我觉得当时住的是中国作家协会的一个宾馆,居然超过十一点钟要关门,幸好北京的景色也留不住我逛到半夜,所以早早躲在里面看电视,看了一个礼拜电视回去了,觉得上海什么都好,至少不会一个饺子比馒头还大。
我有一次做什么节目的时候,别人请来了一堆学有成果的专家,他们知道我退学以后痛心疾首地告诉我:韩寒,你不能停止学习啊,这样会毁了你啊。过高的文凭其实已经毁了他们,而学历越高的人往往思维越僵。因为谁告诉他们我已经停止学习了?我只是不在学校学习而已。我在外面学习得挺好的,每天不知不觉就学习了解到很多东西。比如做那个节目的当天我就学习了解到,往往学历越高越笨得打结这个常识。
这还不是最尴尬的,最尴尬的是此人吃完饭踢一场球回来,看见老夏,依旧说:老夏,发车啊?
第二天中午一凡打我电话说他在楼下,我马上下去,看见一部灰色的奥迪TT,马上上去恭喜他梦想成真。我坐在他的车上绕了北京城很久终于找到一个僻静的地方,大家吃了一个中饭,互相说了几句吹捧的话,并且互相表示真想活得像对方一样,然后在买单的时候大家争执半个钟头有余,一凡开车将我送到北京饭店贵宾楼,我们握手依依惜别,从此以后再也没有见过面。
一凡说:别,我今天晚上回北京,明天一起吃个中饭吧。
此后我又有了一个女朋友,此人可以说来也匆匆去也匆匆,她是我在大学里看中的一个姑娘,为了对她表示尊重我特地找人借了一台蓝色的枪骑兵四代。她坐上车后说:你怎么会买这样的车啊,我以为你会买那种两个位子的。
第一是善于打边路。而且是太善于了,往往中间一个对方的人没有,我们也要往边上挤,恨不能十一个人全在边线上站成一队。而且中国队的边路打得太揪心了,球常常就是压在边线上滚,裁判和边裁看得眼珠子都要弹出来了,球就是不出界,终于在经过了漫长的拼脚和拉扯以后,把那个在边路纠缠我们的家伙过掉,前面一片宽广,然后那哥儿们闷头一带,出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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