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去北京是因为《三重门》这本书的一些出版前的事宜,此时觉得北京什么都不好,风沙满天,建筑土气,如果不说这是北京还没准给谁西部大开发掉了。我觉得当时住的是中国作家协会的一个宾馆,居然超过十一点钟要关门,幸好北京的景色也留不住我逛到半夜,所以早早躲在里面看电视,看了一个礼拜电视回去了,觉得上海什么都好,至少不会一个饺子比馒头还大。
以后每年我都有这样的感觉,而且时间大大向前推进,基本上每年猫叫春之时就是我伤感之时。
北京最颠簸的路当推二环。这条路象征着新中国的一路发展,就两个字——坎坷。二环给人的感觉就是巴黎到莫斯科越野赛的一个分站。但是北京最近也出现了一些平的路,不过在那些平的路上常常会让人匪夷所思地冒出一个大坑,所以在北京看见法拉利,脑子里只能冒出三个字——颠死他。
我们之所以能够听见对方说话是因为老夏把自己所有的钱都买了车,这意味着,他没钱买头盔了。
对于摩托车我始终有不安全的感觉,可能是因为在小学的时候学校曾经组织过一次交通安全讲座,当时展示了很多照片,具体内容不外乎各种各样的死法。在这些照片里最让人难以忘怀的是一张一个骑摩托车的人被大卡车绞碎四肢分家脑浆横流皮肉满地的照片,那时候铁牛笑着说真是一部绞肉机。然后我们认为,以后我们宁愿去开绞肉机也不愿意做肉。
我最后一次见老夏是在医院里。当时我买去一袋苹果,老夏说,终于有人来看我了。在探望过程中他多次表达了对我的感谢,表示如果以后还能混出来一定给我很多好处,最后还说出一句很让我感动的话:作家是不需要文凭的。我本以为他会说走私是不需要文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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